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三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三节:角逐东方文化事业
梁启超民国初年归国后很少再谈日本、与日本学界往来不多,但仍与来华的田中萃一郎、今关寿麿、桥川时雄等人有所接触。
梁启超民国初年归国后很少再谈日本、与日本学界往来不多,但仍与来华的田中萃一郎、今关寿麿、桥川时雄等人有所接触。今关寿麿主持三井公司研究室,1922年撰文将梁启超的研究系视为北方新学一派,并在《近代支那の学艺》中对其作正面评价。桥川时雄在华二十余年,交游极广,编有《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并翻译了梁的《清代学术概论》,但1924年会见梁启超后向吴虞评价其为人随波逐浪、学问甚杂。一战后日本朝野提议以庚子赔款举办文化事业,1923年入泽达吉、冈部长景来华考察,梁启超代表中方致答辞,主张中日合作、分思想、文献、自然科学三部推进。1918年访欧后梁启超转而鼓吹东方文化,曾提议创建中国文化学院和国学院,虽未实现却为其介入日本东方文化事业造了舆论。1925年东方文化事业总会成立,筹办北平人文研究所和图书馆,北大与研究系争夺激烈。北大欲借王国维之名对抗梁启超,王国维则表示不愿卷入。张星烺致函陈垣,认为柯劭忞或梁启超充任所长较为合适。最终柯劭忞以委员长身份兼任所长,但用人仍行包揽,狩野直喜所推重的各家无一入选,屡表不满。1929年梁启超病逝,日本学术界反应冷淡,远不及两年前王国维自沉时的震动,显示双方关系已跌至谷底。梁启超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部分依赖其对日本学术的认识,但日本学者视其政客形象突出,学术声誉不佳;日本中国学界又是清代文化的仰慕者,对鼓吹革命的梁启超心存异见。王国维早年即批评以政论带动学术的风气,梁启超式学风负面影响多于积极作用。日本学界对梁的批评有先见之明,但其治学专而偏的流弊也终难避免,双方取长补短、专博互济则力有未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