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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二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二节:中日学术交往

明治维新后日本学术一度欧化,19世纪80年代起国粹主义兴起,新的东洋研究与旧式汉学分途,主张实地考察、以批评精神研读汉籍并结合专门学科方法。

明治维新后日本学术一度欧化,19世纪80年代起国粹主义兴起,新的东洋研究与旧式汉学分途,主张实地考察、以批评精神研读汉籍并结合专门学科方法。受此影响,市村瓒次郎、鸟居龙藏、盐谷温等学者相继来华调查史迹、古物与风俗,归国后演讲反响热烈,来华考察渐成惯例,常盘大定、后藤朝太郎等人多次往返,接触对象从出土器物、珍稀图书扩展到与吴昌硕、罗振玉等中国学者交往,观赏其私藏。20年代以后,学生参观团也纷纷来华,如东京帝大旅行团及高田真治率领的见学团,受到容庚、杨树达、董作宾等中国学者接待;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等机构亦组团考察华北文物。

日本学者长期驻华者如三井会社中国研究室的今关寿麿、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平人文研究所的桥川时雄,广泛结交中国新旧各派学人,桥川还编成《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成为后来访华学者的引荐人。中国方面,杨树达、陈衍、叶德辉等各地学者也接待过来访的日本学人。20年代借退还庚款举办东方文化事业之机,双方先后成立东方学会、中日学术协会等合作组织,后者因日方意在政治接洽,约一年即停顿。此后交往转为有组织进行:北大国学门与日本多个学术团体互赠刊物,聘今西龙、泽村专太郎为通信员,田边尚雄、大村西崖、原田淑人等来校讲演,听者踊跃。留日出身的中国学者(如夏锡祺、杨树达、王桐龄)也强化了双方联系。

中国学者赴日访书、考察者日多,陈垣两度东渡访求医籍与宗教史书籍,董康、沈尹默、傅增湘、太虚、郑孝胥等相继访日,与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学者交往;中华学艺社组织多次视察团赴日。罗振玉、王国维、董康、郭沫若等则因政局动荡侨寓日本,得到日本学人帮助。30年代中日关系恶化,京都研究所等机构仍接待江瀚、杨锺羲、董康、刘节、梁方仲等中国学者,日华学会负责招待往来学人,这一时期被视为两国学术联系最密切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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