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二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二节:“耳痛”的书评
梁启超退出政坛后十年间著述甚丰,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声望隆盛,但他治学多凭聪明悟性,学风粗疏,且常将前人成果与己说混同,这引起重考据、重发明权的日本学界的反感。
梁启超退出政坛后十年间著述甚丰,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声望隆盛,但他治学多凭聪明悟性,学风粗疏,且常将前人成果与己说混同,这引起重考据、重发明权的日本学界的反感。其《清代学术概论》1921年出版后虽译成日文,京都学派反应冷淡,中国学者评价也两极:胡适赞其聪明,傅斯年斥其无学问。
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田中萃一郎指出其中史实错误,桑原骘藏发表长评,先有褒扬,继而列举八条批评,尤指其引西书未读原著、误谬满幅。桑原骘藏的批评还针对梁启超书中贬低日本东洋史著作、排斥日本资料的言论,认为他不了解日本学界实情。此事引起中日学界震动,桑原的评论被译介回中国。梁启超受到冲击,再版时删去了对日本学界的偏颇指摘,此后著述(如《大乘起信论考证》)开始详注所本日文著作,并在书目中列入日本学者的《清朝全史》。此后仓石武四郎、小长谷达吉等日本学者评介梁氏著作及清华《国学论丛》时,仍对其学问粗疏、忽视日本东洋学贡献多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