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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一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一节:肇始与先驱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正式开始学术研究,其政治活动与学术比重此消彼长。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正式开始学术研究,其政治活动与学术比重此消彼长。1902年,他致函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主张磨洗光大旧学以养成国民;黄遵宪赞同其意但建议先作国学史、先开门户容纳新学,此事虽未成,却成为近代国学概念的重要肇始。梁启超此举一是针对康有为的保教尊孔主张,他主张思想自由、坚持批孔;二是受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影响,欲以保存国粹养成国民。

梁启超创造性使用国学概念,一靠交友,二靠读书。交友方面,他与主张国粹的陆实、曾任《时务报》东文翻译并著有《支那文学史》的古城贞吉交往密切,后者曾劝吴汝纶勿废经史之学;他也与加藤弘之、内藤虎次郎等日本学者有所接触,但内藤后来对他渐有保留。读书方面,他广读日本书籍,1902年写成《东籍月旦》,评点桑原骘藏等十余位日本学者的东洋史、中国史著作,能分辨其优劣,认为中国史终难依赖外人之作,这为他撰写《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作了准备。该书在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中国学史上占有转折地位,当时中国尚无他人具备这种眼界。不过梁启超日文程度有限,仅凭粗解便敷衍发挥,其《新史学》等著作被指受日本学者影响而未注明出处,源流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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