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一节:缘起
本书的缘起,是作者1994年初结束在日本的研究生活前,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梁启超研讨班作报告,题为"梁启超与近代学术"。
本书的缘起,是作者1994年初结束在日本的研究生活前,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梁启超研讨班作报告,题为"梁启超与近代学术"。此前作者研究晚清民国学潮与大众传媒,注意到学潮中的教职员多为学问大家,并因研究新知识界社团而对梁启超较为熟悉。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学术形成宋以来的高峰,原因在于史料涌现、承袭清学、沟通域外汉学;乱世出学人并非例外。近代学者深谙清学得失,故能超越前人;而当代学者(含海外)对近代学术史反而隔膜。中外学者交往日密,已成有机整体,描述这种交往可显现学术发展趋势,弥补专偏之弊。世纪回望,前贤地位渐依贡献而定,研究近代学术史须包括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中外对学者评价常有悬殊,如对王国维、陈垣推崇一致,对梁启超、胡适则中外看法相反,原因在于评价依据不同——国人常把社会影响混入学术判断。
孙楷第1932年致陈垣信中把时贤分为三类:因时会而名(指胡适)、渊源有自(章门弟子)、博辩多识(似指陈寅恪),认为这些皆"一时之俊"而非"百代之英",并推崇陈垣实至名归。陈寅恪的学术地位至1940年代才获公认,此后毁誉不一。中国研究在世界学术中特殊:史料留存、异文化研究者众多,但近代以来"资料靠域内、方法求域外",汉学中心不在中国,陈垣、胡适、傅斯年等呼吁夺回,欧美学者反渐从日文入手治汉学,国人批判能力日弱。真正有价值的批评来自巴黎学派与京都学派,京都学派自诩第二,其对中国研究者的分等令国人汗颜。
中国学术以经史为正途,治学不外考据、义理、辞章。近代史学独盛,但本土学者常以思辨文采代替实证,格义附会、粗制滥造,屡遭国际汉学界非议。国际汉学重在"找材料",中国传统重在"发明"、贵通人,中外学风激荡产生博通与专精之别。王国维、陈垣各有其蔽(主要在西学),唯陈寅恪能沟通古今中外。梁漱溟的坚持多出于信仰式的格义附会。
"亦官亦学"之说害人,从政与治学两歧。影响近代学术的主要不是政务而是政论,梁启超与胡适是典型——他们凭借传媒鼓动思想,再作用于学术,造成流弊。王国维主张学术应为目的而非手段,《学衡》派指责"政客式学术"。北大甚至把社会影响列为教师升等条件。容庚借胡适之口强调"怀疑"须与"求证"相连,实则区分了王国维与胡适的方法:王主张细心读书以发现问题,胡适则悬问题觅材料,易流于武断。作者选择梁启超为题,用意在指出其流弊,比较对象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来写成《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作者反省当时对学者身世交游了解不足,论人论学难以深入,由此意识到必须解决研究学术史的方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