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二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二节:方法与文献
西洋汉学正统的语文学方法遭到质疑,巴黎学派的葛兰言率先纠偏。
西洋汉学正统的语文学方法遭到质疑,巴黎学派的葛兰言率先纠偏。他师从沙畹与涂尔干,批评旧派史家只重考证或主观解释,主张引入社会学分析法,著有《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等书,开创西方汉学的社会学派。其方法被概括为“伪中求真”,即结合历史内在批评、社会学比较与事实分析,从文献中提取社会事实再加以解释。杨堃、王静如等人视其为对语文学派的革命,并预言社会学派将取而代之。
然而葛兰言在中国本土反应冷淡,1931年丁文江发表长文,对其著作与人品严厉抨击,代表当时中国史学主流观点。杨堃、王静如后来撰文介绍并回应,但影响有限。作者分析,葛兰言不被接受,除其未来华、译本少而晚、方法不合中国新旧学界外,更因其方法与中国史学特性不合:中国文献传统深厚,史学以文献为本。葛氏的问题意识来自法国学界,其社会学实近于田野调查,本应从乡村实地研究入手,却直接用于历史文献,故破绽较多。
丁文江与辩护者的分歧在于方法与文献的关系。丁指出葛氏三类错误:把理念当事实、误读文献、先入为主取证;王静如也承认其书中多有误点。作者进一步指出,沙畹、伯希和等人早已意识到社会研究之必要,史语方法本身已近人力极限。葛兰言怀疑甲骨、不通金文,缩小文献范围,大量依赖顾赛芬的《诗经》译本,又忽视王国维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故其结论难以取信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