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三节:来华同好
20世纪20年代,胡适在北京结识了多位来华的外国汉学家与学者。
20世纪20年代,胡适在北京结识了多位来华的外国汉学家与学者。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驻华使馆的尉礼贤和苏俄外交代表团的伊凤阁,两人均为欧洲汉学名家。
尉礼贤1899年来华传教,却深慕中国传统文化,在青岛创办学校、组织尊孔文社,并在劳乃宣协助下翻译儒学经典,长期向欧洲宣传中国文化。1922年胡适在德国使馆与他相识,知其已译出多部中国古书。胡适虽不赞成儒教,但对这类出自真心的西方崇儒者尚能容忍;不过他仍认为尉氏一味鼓吹中国文化的方法不足取,而自认与钢和泰同为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尉礼贤后任教北大,归国后在法兰克福创办中国学院。
胡适1922年由李大钊介绍认识苏俄汉学家伊凤阁。伊氏是西夏学权威,1923年受聘为北大国学门导师。1926年胡适在欢送会上演讲整理国故,称国学是死路,在座的伊凤阁当场表示异议,认为中国学问材料太多,用自家方法整理也很要紧。
此外,胡适还与一些来华访问的学者建立联系。瑞士汉学家戴密微早在1921年宴席上与胡适相识,后来撰文向法国介绍胡适的井田制研究、章学诚研究和新诗。瑞典美术史家西伦1922年认识胡适,胡适为其北大演讲担任翻译。胡适与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的交往尤为著名:两人因学术观点巧合而订交,此后高本汉不断寄赠著作,胡适则推动其译成中文,并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以高氏运用活方言研究古音的成绩为例,证明科学方法优于传统考据。胡适自己撰写《入声考》时,发现结论与高氏新作几乎相同。
胡适还与多位自然科学学者保持友谊,如发现仰韶遗址的安特森、研究北京猿人的步达生、古生物学家葛利普等,他常以这些人的成就说明西洋科学方法对整理国故的重要性。此外,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拟提名胡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燕京大学的瑞士学者王克私则以学术眼光评论中国新文化运动,与胡适交往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