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四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四节:发现与发明
本节指出,受国际汉学影响,近代中国本土学术出现"四裔偏向":研究偏重边疆史地与中外交通;胡适的整理国故、傅斯年的史料学带有欧洲汉学色彩;释古与社会性质论战则以外来框架套取中国史实。
本节指出,受国际汉学影响,近代中国本土学术出现"四裔偏向":研究偏重边疆史地与中外交通;胡适的整理国故、傅斯年的史料学带有欧洲汉学色彩;释古与社会性质论战则以外来框架套取中国史实。三者互相关联,根源在于西学东渐、正统考据学的路数被前人做尽,学人材料不足又欲超越古人,遂走偏锋、逐新异,一味搬用外来方法,有使固有文化失真之虞。
作者继而辨析"发见"与"发明":中外学术各有所长,巴黎汉学长于四裔与中外关系,日本兼通西书与汉文,中国之长则在由细心苦读发现问题、贯通古今以实证虚。新材料须以熟悉多数汇集的旧材料为基础,否则徒成杂碎或流于妄臆。而陈寅恪所谓"精神之学"依赖民族环境与遗传,外来学者难以企及——李思纯、陈学昭、浦江清、辜鸿铭、吴宓等人的观察均说明,纯用外国模型研究中国文学与思想多有扞格;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长与善郎也承认本土学者在深邃详尽处的独擅。
最后,作者认为清末以来的国学研究兼采中西,创获与弊端并存:新派根基不坚,旧派不通新法,学人陷入或舍己从人、或抱残守缺的两极。当今文史之学的最大隐患是支离——一是"发见"多于发明,读不懂史料而以格义附会现成框架,割裂历史的内在联系;二是社会学人类学方法脱离大传统专就小传统立论,肢解了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并贬低其发展程度。救弊之道在于视野从四裔转向内部,方法须与对象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