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四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四节:由媒介而通道
本节论述近代朝鲜作为中日学术交流媒介与通道的作用。日本殖民当局出于政治目的,自1917年起组织学事视察团赴日、赴华游历,并于1924年创办京城帝国大学……
本节论述近代朝鲜作为中日学术交流媒介与通道的作用。日本殖民当局出于政治目的,自1917年起组织学事视察团赴日、赴华游历,并于1924年创办京城帝国大学,其法文学部重点研究中日朝三方文化关系,任教者多与中国学界往来密切。日本人今关天彭在朝鲜演讲中国文学,主张尊重朝鲜传统学者。
在考古学领域,日本学者滨田耕作应北京大学国学门之请,就筹建考古研究室提出系统建议;1926年中日双方合组东方考古学协会,此后多次举行联合讲演会,并合作发掘貔子窝、牧羊城等地。日方借此名义在华调查发掘、派遣留学生,但双方在协会名义与事务决策上分歧明显,委员朱希祖公开辞职。合作虽使中国学界受欧洲式考古方法启发,但北大考古学会的成就反不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此外,中国学者借日本学者大村西崖之力修缮吴县保圣寺塑像;沈兼士、马衡等人归国途中顺访汉城,参观雅乐。作者指出,近代朝鲜的作用已由古代传播中国文化,转变为学术交流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