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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五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五节:了解之同情

20世纪20年代后半起,学界对偏重考据的风气日益不满。清代汉宋之争与欧洲人本、科学两派割裂历史的两面类似,言义理者空疏,谈考据者琐碎。

20世纪20年代后半起,学界对偏重考据的风气日益不满。清代汉宋之争与欧洲人本、科学两派割裂历史的两面类似,言义理者空疏,谈考据者琐碎。梁启超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初重史料收集,后作补编转而强调大规模作史以救弊。钱穆、蒙文通、张荫麟、萧一山等批评近人治史或群趋杂碎、或空言史观,重提调和汉宋、通专并重,并吸取西学新法写出作品,但因见识所限、通史致用流于形式,所得承认有限,傅斯年等主流学者对其主张亦不以为然。

同时史学二陈起而矫正时弊:陈垣以治宗教史的严密转入正史政治史;陈寅恪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推源明统、实事求是,被推为抗战期间佳作。陈寅恪与钱穆都推重宋代学术,对钱著《先秦诸子系年》评价甚高,但钱重义理易流于玄谈,陈则由宋代史学发掘方法,由史见经。他特重《资治通鉴》等三书,创同情式述论史学,沟通人本与科学,超越乾嘉考据与域外汉学。

治史有三重境界:望文生义、实事求是、虚实互证而了解同情。第三重须由第二重演进,既证实事,又由语境与社会常情、个人心境把握历史中的人。陈寅恪于上古史料不足处慎用此法,中古则一面从制度条文与实际的差异见社会常情,一面以诗文证史。近世史料最繁,最宜此法,他晚年撰《柳如是别传》,融一生方法于其中,由相关文献与人事的上下左右相互参证,解今典、辨具体殊境与社会常情之别,揭示人物心境与民族文化精神,达到读史与治史、有形事实与无形精神相统一的境界。作者最后指出,治学无成法而有定规,兼通与专精难以兼具,学术高境往往出于不世出的天才,其轨则虽无形却始终制约后来者,近代中外学术的变迁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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