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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一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一节:游历与新兴东洋学

明治维新后中日学界恢复往来,清末新政时期赴日考察者增多,中国方面起过渡沟通作用的主要是杨守敬、陈毅、文廷式、罗振玉等。

明治维新后中日学界恢复往来,清末新政时期赴日考察者增多,中国方面起过渡沟通作用的主要是杨守敬、陈毅、文廷式、罗振玉等。陈毅两度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与那珂通世多次会谈,托梁鼎芬寄赠《元圣武亲征录》等元史要籍,又转呈邹代钧所刻西北地图,并请那珂通世代觅白鸟库吉论文与日本讲义;文廷式经内藤虎次郎引介与那珂通世、白鸟库吉、桑原骘藏会晤,归国后寄去所藏蒙古文《元朝秘史》抄本。那珂通世据此刊刻《校正增注元亲征录》,并参校译成《成吉思汗实录》,成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奠基人。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多次来华,与罗振玉、沈曾植等结交;辛亥后罗振玉、王国维避居日本,推动京都戏曲小说研究,内藤虎次郎又撰《王亥考》响应其甲骨研究。中日相互影响还见于古籍流通:日本收购皕宋楼等藏书,多赖董康、岛田瀚等交流版本之学,此举引发沈曾植、张元济等人对旧籍外流的忧虑与保护行动;商务印书馆所聘日本专家长尾甲亦属主张以中国自身观念治中国学问的京都支那学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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