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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五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五节:关怀东亚

本节围绕胡适与日本、朝鲜学界的交往展开。陈垣、傅斯年等人主张把汉学研究中心争回北京,王国维、陈寅恪等则认为京都的中国研究胜过东京的东洋学。

本节围绕胡适与日本、朝鲜学界的交往展开。陈垣、傅斯年等人主张把汉学研究中心争回北京,王国维、陈寅恪等则认为京都的中国研究胜过东京的东洋学。胡适留学时即受桑原骘藏文章影响,认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1920年,青木正儿在东京创办《支那学》并发表长文介绍中国文学革命,随后与胡适长期通信、互赠书刊,胡适还通过他结识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京都学者;但《支那学》其实并不代表京都学派,其成员多欲突破内藤、狩野的藩篱而遭批评。日本学者大多主张发扬东方固有文化,来华的诸桥辙次向胡适质疑以西洋方法研究经学是否可行,并担心白话代文言会使古籍束之高阁,胡适的答问并未切中要害。此后胡适又结识小柳司气太、今关寿麿、桥川时雄等人,或因儒教问题、或因对现代学术评价不同而存有分歧。1927年胡适羁留日本二十余日,主要与高楠顺次郎等佛教研究者往来,据此编定《神会遗集》;在京都演讲时得到狩野直喜等人接待,但狩野旋即撰文批评整理国故的做法。胡适长期主张理性看待日本、学习其长处,战后在文化事业处理上仍保持一贯态度,与吉川幸次郎等战后重逢,未存芥蒂。胡适与日本学者的交往也成为他联系朝鲜学者的契机:《开辟》杂志译载青木正儿论胡适的文章并请其题词,梁建植长期翻译介绍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学及《水浒传》《红楼梦》研究,柳根昌等亦撰文推崇胡适,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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