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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六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六节:还期相敬莫相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亚各国学术界在政治对抗中保持交流,日本居主动、朝鲜为中介、中国提供机缘,但文化联系仍以中国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亚各国学术界在政治对抗中保持交流,日本居主动、朝鲜为中介、中国提供机缘,但文化联系仍以中国为中心。日本的中国研究虽成绩突出,多服务于殖民政策,但部分学者出于真心与之交往,如今西龙誓为北大尽力,青木正儿、桥川时雄、鸟居龙藏等对中国文化表示赞赏或同情。中国学者则主张政治对抗、文化欢迎,杨树达在与日本学者交往中直言批评侵略,刘文典赋诗表达相敬莫相轻之意。

中日战争爆发后,郑孝胥、周作人等部分学者附逆合作,战后受到惩治;多数学者如陈垣、陈寅恪、张元济等则坚守气节,拒绝日伪利诱。学术交往在考古、古籍校勘、明清史等领域成果显著:马衡参观乐浪汉墓获益,北大等整理高丽本《一切经音义》,孟森据朝鲜《李朝实录》写成《明元清系通纪》,陈垣在日本访得中国失传的宗教史籍。日本中国研究的发达得益于考据学基础、科学方法与新资料的发掘,但也依赖在中朝境内的考古活动。战前建立的学术友谊虽未能阻止战争,却为战后东亚恢复联系积累了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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