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二节:学问的留学生
本节梳理了日本文部省派遣留华学生的来龙去脉。甲午战争后,日本财政宽裕,文部省留学定额增加、范围扩大,为向中国派遣人员提供了条件。
本节梳理了日本文部省派遣留华学生的来龙去脉。甲午战争后,日本财政宽裕,文部省留学定额增加、范围扩大,为向中国派遣人员提供了条件。此时日本国内国粹主义抬头,汉学复兴,东京帝国大学恢复汉文学科,京都大学也在筹办文科。
1899年,文部省以留学名义派服部宇之吉来华,真实目的是帮助中国培养教育人才、争夺教育权;1900年又派狩野直喜来华,为筹建京都大学文科做准备。二人在北京遭遇义和团运动,被围困于使馆区近两月,脱险后奉命回国。此前他们还去琉璃厂书肆访书,这种以学问为先的举动被后人称为“学问的留学生”,成为此类留学生的通例。服部宇之吉后受清政府招聘,出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狩野直喜1901年再度来华,在上海留学三年,周游江南,与罗振玉、沈曾植、郑孝胥等中国学者交往。
庚子事变后,中国重视新式教育,日本也借机扩大影响。1901年文部省新规明确留学生分等给资,来华者每年1200圆。1906年京都大学文科成立,形成与东京东洋学并立的中国学派。此后赴华留学渐成专业风气:桑原骘藏、宇野哲人来华研究东洋史;松崎鹤雄、盐谷温赴长沙拜叶德辉、王闿运为师;盐谷温还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大正时期,除文部省资助外,岩崎、上野育英会等民间财团也设奖学金,资助诸桥辙次、冈崎文夫、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来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助渠道进一步扩大,松方基金、东亚考古学会、东方文化事业(用退还庚子赔款举办)等均向留华学生开放,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均受其益。
不过文部省派遣留华学生占其总数比例极小,常年仅三四人。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与政治关系密切的外务省、陆军留学生南迁,但为学问而来的反而增多,北京延英舍、本愿寺、日本旅馆等地聚集了大批研究文史考古的留学生。卢沟桥事变后,部分留学生再度经历“笼城”;抗战期间,以留学生名义来华者性质已变为文化侵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