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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 第二节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二节:西北欧各国

巴黎是国际汉学中心,欧美各国汉学家常来求教,学风所及,各国汉学界也都重视与中国学者交流。

巴黎是国际汉学中心,欧美各国汉学家常来求教,学风所及,各国汉学界也都重视与中国学者交流。德国方面,尉礼贤(卫礼贤)虽非学院派,却与中国学界联系广泛:他多次在北大演讲,任教北大期间参与国学门活动,归国后组织中国学院,邀蔡元培任名誉会员、聘太虚为董事,还提议授予蔡元培名誉博士;他逝世后北大举行追悼,中国政府在该院设纪念讲座。其友郑寿麟继承遗志,1933年发起成立中德文化协会,抗战期间该会学者坚持亲华立场。另一位来华学者欧特曼精通汉语,著有《汉语通释》,被称为在华德侨领袖。30年代中期后德国政局恶化,年轻汉学家聚集北平,围绕辅仁大学《华裔学志》活动,如艾克研究中国艺术与红木家具。中国方面,王国维、陈垣主张选派史学有根底者赴德留学,姚从吾、陈寅恪等均往德国学习,姚从吾师从福兰克研究蒙古史,毕业后在德任讲师多年。

英国汉学成就不及法德,但关系由来已久。上海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是英国远东研究的中心组织。理雅格与王韬的交往具有里程碑意义;翟理斯热爱中国文化,获民国嘉禾勋章,其子翟林奈继承其业,与胡适等中国学者交往。庄士敦在华时间长,归国后任伦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宓访英时曾向他力荐陈寅恪。维列虽未到过中国,却与陈源、凌叔华等中国学人交好;李约瑟抗战时在大后方与中国学者结谊,日后完成中国科技史研究。传统汉学家对中国学者不无偏见,洪业在牛津曾遭苏熙洵质难,经应对后方获平等相待;中国人在英多教授语言,待遇不高。抗战全面爆发后,英国汉学家参与"全英援华运动总会",维列、鲍威尔任副会长,修中诚等加入;王礼锡归国时,维列、宾阳、慕阿德、修中诚等纷纷致函中国,赞扬抗战、谴责侵略,表达对中国的支持。

荷兰莱顿大学是巴黎以外的欧洲汉学中心,《通报》即由莱顿教授施古德与法国考狄合办,继任教授戴闻达组织汉学研究会,1926年访问清华国学研究院。挪威、丹麦、捷克等国也与中国学界有往来,捷克普实克将鲁迅《呐喊》译成捷克文。瑞典高本汉是伯希和之外影响最大的欧洲汉学家,与杨树达通信多年,被中央研究院聘为通信研究员。斯文·赫定1926年拟赴中国西北考察,遭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后经交涉合组西北考察团,中外条件绝对平等,考察持续至1935年;他与中国学者同甘共苦,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广泛建立友谊,还曾为梁启超、胡适、鲁迅申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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