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第十节

曾国藩虽致力理学，却注重经世致用，研究范围极广，在传统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另立“经济”一门，升任礼部侍郎后本想有所建树。

曾国藩虽致力理学，却注重经世致用，研究范围极广，在传统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另立“经济”一门，升任礼部侍郎后本想有所建树。但道光晚年政治腐败、国家危机四伏，高官们都在混日子，他在任上只能处理例行公事，革新主张无人理会，心情灰暗，屡次在家信和书信中流露辞官归乡之念。他早在1844年就预感到全国性大动乱即将来临。

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登基，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又下诏求言，令曾国藩十分振奋。他上《应诏陈言疏》，指出官场四大通病：京官遇事退缩、务小不务大，地方官敷衍、颟顸，并批评十余年间无人敢言时政得失，提出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办法。咸丰帝大加赞赏。此前道光帝遗嘱中自称无德无能、灵位不进太庙，咸丰命曾国藩办理相关礼仪事宜，更让皇帝认识到他办事认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