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教训》第七十节

本节先讲北宋两起文字狱均以流放收场，体现赵匡胤誓碑对文人的保护。

本节先讲北宋两起文字狱均以流放收场，体现赵匡胤誓碑对文人的保护。乌台诗案中，苏轼被关押三个月，经王安礼、章惇等人劝谏，神宗将其释放，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得以写下《赤壁赋》。车盖亭诗案中，蔡确因推行新法、结怨甚多被贬英州，处置之重令朝野各派一致认为有违祖宗家法。清代赵翼批评宋人对蔡确量刑过宽，导致国势不振；作者则认为这正说明宋朝对文人的优容，是誓碑精神的体现。尽管宋朝积贫积弱、屡战屡败，但正因文人享有自由，两宋在经济、科技、文化上达到鼎盛，陈寅恪称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钱穆认为中国由宋开始进入平民社会，谢和耐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等发明及后世生活方式皆源于宋。

文末转入对王安石的介绍，称其为大文学家、大政治家，也是个大怪人。引《石林燕语》说他常年不洗沐、衣服不洗，《宋史》竟因此称其贤；又引《墨客挥犀》说他访蔡襄时往茶里投药，被赞真率。作者认为文人之怪有本性、大智若愚与矫情之分，靠怪异举动博取关注者，多因创作枯竭，实怀广义上的政治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