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教训 · 第六十二节
《中国人的教训》第六十二节
835年甘露事变后,白居易写下感怀祸福的诗作,庆幸自己当年离开长安、避居洛阳履道里的选择,得以安度晚年、持续创作。
835年甘露事变后,白居易写下感怀祸福的诗作,庆幸自己当年离开长安、避居洛阳履道里的选择,得以安度晚年、持续创作。他在《池上篇》中记述了洛阳宅园的闲适生活,实现了顾况早年的期许。
接着评述晚唐诗人杜牧与李商隐。二人虽都短命(分别活了49岁、46岁),却以富于新意的作品长留后世。作者指出,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而唐诗发展至晚唐,前人已把题材写尽,杜、李面对的是李白、杜甫难以逾越的高峰。杜牧为《李贺集》作序时志向极高,创作上追求"不今不古"、自成一家;李商隐赞其"人间唯有杜司勋",是同行间的由衷推许。作者借此引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论断,并把文人分为以文学为生命、为饭碗、为玩意儿、为整人工具四类,批评当下文坛生产过剩、因循守旧、追逐功名而才思枯竭的现象,强调真正的文人应有不甘窠臼、开拓新境的本能。尽管中唐大师相继离世、诗坛凋零,杜牧与李商隐的出现仍延续了唐诗的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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