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史》第六节

16至17世纪，英国频繁的歉收引发多地暴乱，社会下层将贫困归咎于富人，向往不受劳动与法律束缚的“快乐”生活。

16至17世纪，英国频繁的歉收引发多地暴乱，社会下层将贫困归咎于富人，向往不受劳动与法律束缚的“快乐”生活。当权者对此采取高压与安抚并用的策略：一方面立法强制无业者劳动、平抑粮价、监管酒馆与流浪汉，强调“人生来为工作”；另一方面，地方官员、教区委员会及清教徒通过慈善救济、兴办学校等方式帮扶“正直的穷人”，同时驱逐“捣乱分子”。

城市管理者则通过盛装游行、重建豪华市政建筑等仪式彰显权威，清教徒试图铲除穷人的纵容消遣以重建“礼数”。这种“道德经济”——上层分享财富以换取社会稳定——与压制穷人的法律并行不悖，威廉·库克等官员既驱逐佃农牟利，又划拨收益施舍穷人，集中体现了这种施舍与压制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