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哲学》第四节

作者赞同英国政府扩大精神健康服务、将古希腊幸福观重新引入公共生活，但对幸福政治进入公共政策的速度和范围感到不安，担心它会从经验证据的“是”滑向道德政治的“应该”，变成反自由的教条。

作者赞同英国政府扩大精神健康服务、将古希腊幸福观重新引入公共生活，但对幸福政治进入公共政策的速度和范围感到不安，担心它会从经验证据的“是”滑向道德政治的“应该”，变成反自由的教条。

作者以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的《道德景观》为例：哈里斯主张科学能确定幸福事实，并应据此设立普遍道德框架、指导政治。作者认可科学应与伦理结合（如认知行为疗法证明理性可改变情绪），但反对由专家委员会裁定道德，认为这类似旧时梵蒂冈神学权威或孔德的实证主义，密尔曾警告其危险。

作者进一步批评英国政府的做法：2010年首相卡梅伦令国家统计办公室测算国民幸福指数，该委员会仅由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组成，未进行真正的民主辩论，其问卷用1到10分评估“生活价值”，无法测量道德幸福的实质。作者指出，幸福涉及价值观与信念等大问题，需要古希腊人所说的实践智慧，政府不应强加预制的幸福模型，而应教授通往美好生活的不同道路，让人们自己选择。

最后，作者说明苏格拉底传统包含四个步骤：认知自己、改变自己、培养新习惯、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以获得更美满生活。前三步是思维技巧，政府可教授；第四步涉及价值观分歧，因此政府和公司不应强加单一幸福模式。作者以不丹为例说明单一文化小国与多元自由大国的区别，并说明自己将以三个问题考察每种哲学，采访实践者，然后进入具体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