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帝国史》第六十八节

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商业化的农业能解放全世界农民，经济交流可促进和平，但这一理论低估了新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歧与不稳定性。

自由贸易理论认为商业化的农业能解放全世界农民，经济交流可促进和平，但这一理论低估了新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歧与不稳定性。世界经济的新成员为强占未开发地盘、弥补商业机构缺陷，必须压低产品价格并维持极低的劳动力成本。转向经济作物生产常引发社会危机，导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限制土地向城市商人转移；而非洲因缺乏劳动力，殖民者以强制税收、严苛纪律和禁止劳动者组织等手段迫使当地人工作。依赖地方精英的殖民统治区域，精英们虽希望从土地升值和城市繁荣中获利，却不得不接受殖民统治者制定的规则，如限制支出、降低关税、向国外资本让利。欧洲以外的国家普遍认为自由贸易是一边倒的交易，但贸易上升时这种不满被掩盖；一旦商业繁荣破灭或世界市场被破坏，自由贸易的障碍将增多，可能形成相互敌对的国家集团。1914年前贸易扩张开始减速，美国经济的崛起、其高关税政策和巨额黄金储备可能动摇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使刚成形的格局不堪一击。

全球殖民主义带来政治分化，欧洲文化在武力支撑下宣扬激进扩张，其思潮、科学方法、社会理念等成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标准。非欧洲国家的文化精英难以接受这种文化不平等，尤其穆斯林思想家，但完全抵制欧洲现代化会加速自身弱势，采用欧洲方式又可能使本土文化陷入混乱。欧洲人认为只有自己突破了文明盛衰周期，掌握了国家富强的秘密，其成功归因于思想自由交流、保护私有财产、维护道德秩序和提升精神勇气四条法则。欧洲人对其他民族表现出傲慢，以东方的落后作为自身进步的参照，但欧洲内部在宗教地位、传统道德、乡村文化等问题上争论激烈，认为进步是脆弱的。大多数欧洲文学和人种学研究将亚非描绘成暴力、荒蛮、落后之地，用种族理论证明殖民地人民缺乏进步特征，为殖民统治提供依据。19世纪末欧洲评论员倾向将非欧洲国家的停滞视为遗传性的文化差异，主张通过支持本地习俗法规和当地权贵来维持稳定，有时实行种族隔离。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未明确支持帝国主义扩张，许多学者反对种族融合。欧洲人拒绝承认非西方停滞是殖民侵略的结果，一些思想家反而推崇东方精神，西方殖民者依赖地方精英提供信息，甚至承认印度婆罗门等级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