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帝国史》第二十七节

日本的精英消费不依赖外贸，拥有自己的白银，也不必靠贸易获取通货；朝鲜手艺人被带回后建立了本土制陶业，棉花、丝、烟草、蔗糖等作物也实现本土化……

日本的精英消费不依赖外贸，拥有自己的白银，也不必靠贸易获取通货；朝鲜手艺人被带回后建立了本土制陶业，棉花、丝、烟草、蔗糖等作物也实现本土化，京都大阪的丝棉生产和渔业进一步支撑了商业经济。这种不带殖民成本的富庶经济，加上中国力量恢复后在大陆缺少活动余地，促使日本转向重商锁国；1720年后靠国家推动的集约农业保住了成果，1759—1760年清朝深入内亚时其地缘优势更显突出。

1620年后的伊斯兰世界比东亚更直接面对欧洲的竞争与影响：荷兰征服了孟加锡、万丹、马他兰等东南亚伊斯兰国家，1591年桑海陷落，三大穆斯林帝国也出现离心倾向，但18世纪中叶前尚无不可逆的力量逆转。奥斯曼帝国在1683至1739年间连遭领土损失，先后签订《卡洛维茨和约》《帕萨洛维茨和约》，并因同时面对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的扩张而被迫全面卷入欧洲国家体系；其内部衰败还表现为后宫干政、奴隶官僚制废止、地方贵族与包税人坐大，海上贸易转归欧洲商人、经济日益依赖原材料出口并给予欧洲人免税特权，学术上则受经文保守主义束缚、对欧洲无知。不过作者指出，这些"落后"的判断建立在两个可疑的前提上：欧洲本身同样存在农奴制、饥馑、盗匪和宗教不宽容；而所谓奥斯曼衰落也预设了其扩张期曾有集权高效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