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帝国史》第三十节

纳迪尔与艾哈迈德·沙赫主宰印度—伊朗边境半世纪，可视为对俄、萨非、莫卧儿等定居官僚国家的部落反叛，但其持久与野心显示更深动力：北向俄国……

纳迪尔与艾哈迈德·沙赫主宰印度—伊朗边境半世纪，可视为对俄、萨非、莫卧儿等定居官僚国家的部落反叛，但其持久与野心显示更深动力：北向俄国、西向麦什特的商业走廊因俄国白银激活而重要性上升，新一轮帝国缔造意在控制该地区财富；人口压力下的游牧社会紧张提供了前提，军事上则结合骑兵速度与手枪、大炮乃至海军。他们并非退回野蛮，而是把帝国风格与部落原则结合的国家缔造者，梦想走满洲道路的大伊朗帝国。但项目终告失败，或因农业基础过窄、部落联盟不稳、外部压力（含英国推进）过急；遗产则是1747年艾哈迈德·沙赫建立的阿富汗国家与卡扎尔王朝统治下伊朗的重组，延续至20世纪20年代。

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历史学家常把现代早期后半叶视为欧洲优势的序曲，但该时期欧洲对多数欧亚国家影响有限。最有意义的变化在欧洲—大西洋区域（西非、巴西、秘鲁、墨西哥、加勒比、英法北美殖民地）的巩固：1650年后奴隶制种植园为欧洲出口与船运提供新市场，美洲产品刺激消费与想象力，到18世纪初跨大西洋省份使欧洲成为旧大陆最富庶活跃的部分。然而财富不足以把欧洲更深驱入欧亚：荷兰东印度公司（VOC）1720年后陷入赤字，印度纺织品威胁英国棉纺织业，欧洲消费而非生产调节欧、印、中贸易，双向交流同样厚重。至于欧洲已建立不可战胜的现代性先导地位之说，荷兰的经验构成反例：其具备理性市场、农业生产规模、财产权与契约自由、技术与商业组织、物质文化等现代特征，却仍因环境退化、人口增长受抑、生产成本高企与市场丧失、资本转向公共借贷而衰退，最终被重商主义、前工业制造业成本与欧洲财政冲突三重因素摧折。荷兰试验夭折表明，前工业现代性局限也将为英法所感，欧洲经济类型要开辟欧亚及世界，尚需技术、政治与地缘政治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