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帝国史》第五十六节

19世纪20—30年代，日本农业达到环境极限，天宝饥荒席卷全国，藩统治者被江户的负担和武士禄米压得喘不过气。

19世纪20—30年代，日本农业达到环境极限，天宝饥荒席卷全国，藩统治者被江户的负担和武士禄米压得喘不过气。萨摩藩、长州藩等西南大藩因此整顿财政、废除债务、鼓励新产业，并通过长崎出岛研究兰学，购买西方武器军舰。1858年条约与将军的绥靖政策削弱了幕府，长州、萨摩与西方交火后认清其力量。1866年西南各藩结成反将军联盟，1868年初击败德川家族，逼其“大政奉还”，反叛领袖宣布恢复帝国统治，建立了新政权。

新政府随即展开迅猛改革：颁布五条誓文，设立外交部等西式部门，1871年废藩置县，江户改称东京，1872年改行统一现金土地税，1873年实行普遍兵役制，法律平等、职业与土地买卖自由相继推行。改革得以推行，是因为没有藩主能取代德川氏，唯有废藩才能实现和平；领袖们决心自强，且武士出身的改革者与商人利益一致。尽管武士叛乱和农民起义不断，但新政府掌握德川四分之一的领地，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名将使大批武士转而服务新政权，天皇被重塑为国家象征，民族凝聚力抵消了分裂风险。

经济上，日本避免了外债依赖与财政破产。棉纺织业1880年国内产出已与进口持平，1883年起出口；外贸银行、贸易货栈和补贴制度齐备，通胀与紧缩后币值稳定，关键时期几乎未借外债。作者指出，日本成功既得益于德川时代积累的商业与手工艺基础，更在于武士领导的国家与大银行家结盟，以剥削农民来补贴工业化——农民承担了重税与紧缩的代价。日本相对紧凑的国土、维新时的强大秩序及较早启动自强的时机，使其在与时间的赛跑中领先；而奥斯曼帝国因地理分散、边疆众多，地缘均衡在19世纪30年代已遭破坏，只能更早寻求将西方技术嫁接到伊斯兰帝国结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