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帝国史》第一百零九节

达尔文认为，1405年帖木儿之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其著作力图摆脱欧洲中心论，并主张世界历史的常态就是帝国史，民族国家反而是新近的试验。

达尔文认为，1405年帖木儿之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其著作力图摆脱欧洲中心论，并主张世界历史的常态就是帝国史，民族国家反而是新近的试验。他把帝国分为三类：以农业官僚体系控制土地和剩余产品、闭关自守的古典帝国；从边缘招募无宗族牵连的军事奴隶以维持忠诚的军事帝国；以及让别国只保留名义主权、由银行家、商人等掌控其利益的“无形帝国”，即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

达尔文据此提出四个有争议的结论：一是拒绝把“地理大发现”当作欧洲与欧亚关系的转折点，认为直到1750年左右欧亚各主要文明仍大体平等；二是变革源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及欧亚双方的首创精神，18世纪的“大商业化”与1755—1815年的地缘政治动荡共同造就了“新世界”；三是欧洲崛起的全部后果到19世纪中叶才显现，1400年以来的历史更像欧亚大陆坚韧的故事而非西方崛起；四是欧洲帝国影响有限，而美国凭资源、生产力、技术和军力，拥有自帖木儿时代以来无与伦比的帝国权力。他围绕全球联结、西方作用及欧亚各国的韧性展开论述，但仍难免借用“世界岛”等西方术语。译者订正了原书个别史实错误并梳理了欧式句子，同时致谢并恳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