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八节

1945年哈佛发布的“红皮书”把通识教育定义为培养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教育，而非泛泛的普通知识。

1945年哈佛发布的“红皮书”把通识教育定义为培养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教育，而非泛泛的普通知识。校长科南特认为，单靠专业技能和信息不足以构成完整教育，必须触及美国文化模式与传统智慧；他反思德国大学虽自由研究发达却未能阻止集权。红皮书主张大学教育由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两部分组成，通识教育要培养四种能力：有效思考、交流思想、恰当判断、辨别价值，其中判断力最关键。课程设想为6门：一、二年级必修“文学精选”“西方思想与制度”及一门自然科学原理，三、四年级再选3门。文学精选受芝加哥大学赫钦斯名著运动影响，但红皮书质疑其易与时代脱节且偏废科学；科南特亲自开设“自然科学4”讲科学方法，据曼斯菲尔德回忆并不成功。通识计划1945年通过后到1949年扩至31门并趋于专业狭窄，1978年被“核心课程”取代，改为传授知识方法论。2007年福斯特校长就职时提到科南特50年前的信，新一轮改革回应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不确定性，加重科学比例，强调国际视野与合作，把共同知识核心回归“生活”本身，强调让学生在陌生环境中迷失再重新找到方向。

第二部分讲哈佛与华盛顿的关系。政治学者格雷厄姆·埃里森举例说明哈佛地处波士顿，距华盛顿不远不近，既不易陷入政治漩涡又能频繁往返，形成肯尼迪学院与政府间的“旋转门”。埃里森本人在卡特政府任职时被校长博克召回组建肯尼迪学院，使其发展为与商、法、医等并列的八大学院之一；他本人曾任里根时期国防部长顾问、克林顿时期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大卫·埃尔伍德等院长也有类似经历。哈佛乐于让毕业生在外历练后再回校，博克任内经世致用的理念推动了专业教育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