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第四十三节

问题的根源在于集中的经济权力、薄弱的政治管理与模糊的法律标准相互交织，这为说客和顾问提供了劝说行政机关不介入反竞争的空间。

问题的根源在于集中的经济权力、薄弱的政治管理与模糊的法律标准相互交织，这为说客和顾问提供了劝说行政机关不介入反竞争的空间。经济权力还带来认知与监管俘获：企业通过赞助学术研究、智库和文章，借用机构信誉传播对其有利的观点。谷歌在被调查期间曾向乔治梅森大学法律与经济中心捐赠76.2万美元，该中心发表了多篇力挺谷歌的报告；2009至2015年间，至少有45家研究机构的66份报告受谷歌资助或委托。三大反竞争场景的获益者都用类似方式引导讨论，宣扬市场自矫正机制，并把政府干预描绘成对创新的打击——如微软在1998年反垄断审判中把司法部比作破坏机器的卢德主义者。作者指出，垄断滥用不会激励创新，反而危害科技发展，但许多人已把监管等同于打击创新。

作者认为，数据驱动的在线市场未必会激活市场自矫正机制，竞争压力未必改善福利，财富反而更快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因此，需要慎重而妥善的行政干预：主流竞争法、隐私保护和消费者保护法都应发挥作用，新型政策工具也应出台，以阻止超级平台滥权、竞合场景伤害、算法勾结和行为歧视。反垄断执法机构须投入资源理解市场动态、数据与算法的作用，并升级执法工具；同时向公众普及“免费也有可能昂贵”。认知与监管俘获会搅乱批判性思考，最终影响政府施政，因此需要外部政治压力唤醒政府行动。作者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反垄断执法相当无力，并在结尾感谢读者、专家、各机构与家人对本书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