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第三十四节

用户与虚拟助手互动越多，就越少使用搜索引擎、比价网站等工具，接触外部选择的机会随之减少。

用户与虚拟助手互动越多，就越少使用搜索引擎、比价网站等工具，接触外部选择的机会随之减少。由于人们习惯使用手机的默认设置，一旦虚拟助手成为默认配置，用户很少会去寻找替代品，超级平台的其他产品与服务也随之受益。用户不再直接参与搜索与决策，等于间接将权力交给了超级平台。同时，基于海量个人数据的分析，虚拟助手成为可靠的私人管家，用户更换助手需从零开始训练，转换成本被抬高。超级平台通过虚拟助手获取更多维度的用户数据，进一步充实数据仓库。

虚拟助手还放大了三类反竞争场景的危害：一是行为歧视，助手依据用户数据精准定价，个性化推荐与价格歧视的边界模糊，甚至能激发用户原本没有的消费需求；二是算法共谋，助手作为消费协调者成为中心辐射式共谋的枢纽，抽佣机制激励其推广高价商品，并用折扣码惩罚降价的零售商；三是竞合风险，卖家依赖超级平台的数据接口与广告编排，一旦背叛便失去精准营销能力，助手还可能转而推荐自家生态内的同类商铺。

随着依赖加深，虚拟助手将掌握用户的社会阶层、政治观点、日常行为等信息，工作范畴扩展到推荐娱乐、品评书籍、读取生理数据等，用户将难以脱离。平台借此筑起信息高墙、监控用户满意度，甚至影响用户的世界观与舆论。调查显示，大量年轻人通过脸书获取政治资讯，平台算法可筛选推送内容，令用户难以察觉审查。研究者指出，谷歌通过操纵搜索结果排名可显著提升特定候选人的支持率，平台也曾公开动员用户参与政治请愿。虚拟助手通过点赞、代拟状态等激励机制释放多巴巴胺，潜移默化地引导舆论向有利于超级平台的方向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