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随想》第一百一十节

格拉诺夫斯基因朋友间的摩擦伤心落泪，我安慰他说离别会洗清友谊的污垢，奥加辽夫和我随后先后出国。

格拉诺夫斯基因朋友间的摩擦伤心落泪，我安慰他说离别会洗清友谊的污垢，奥加辽夫和我随后先后出国。1855年，皮库林大夫带来莫斯科的消息：凯切尔在欢迎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宴会上大出风头，格拉诺夫斯基已去世，奥加辽夫随即出国。

1857年秋，格拉诺夫斯基的门生奇切林到伦敦拜访我。他态度傲慢，我们观念迥异：他拥护法国式民主、主张皇权与国家至上，视政府重于社会。我向他念了尚未发表的写凯切尔的一章，事后颇为后悔。他去法国后来信赞美其官僚机构，我提议公开通信遭拒；他又因《警钟》一篇短评自尊受伤，送来控诉书公开发表，遭到青年与文学界抨击，我亦撰文回应，为他撑腰的有叶连娜·帕夫洛夫娜、季马舍夫和凯切尔。凯切尔此时站在了反动势力一边，我认这是因为他是盲从小组、没有自己方向盘的人。我本想写一封论战长信给奇切林，指出理论家与怀疑者的对立：理论自居永恒、冷酷而排他，只讲应当如何；我们则立足怀疑与具体的人，只能唤醒思想。他抛弃天国的宗教后又拥抱国家的宗教，把上帝换成集权、神父换成警察，我们憎恨这种衙门式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