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传》第二百四十九节

罗素在30年代的文章中反复表达自己与时代的疏离。他认为对无产阶级的钦佩与对机器的赞赏同属机器时代的意识形态，其论据自相矛盾：若恶劣环境真能培养美德，经济重建便无必要。

罗素在30年代的文章中反复表达自己与时代的疏离。他认为对无产阶级的钦佩与对机器的赞赏同属机器时代的意识形态，其论据自相矛盾：若恶劣环境真能培养美德，经济重建便无必要。他鄙视现代人压抑个性以迎合大众，分析名利对能人的诱惑，认为保持孤立是从事重要工作的前提。他将这种孤独视为自己放弃哲学沉思生活后所受的危害。

因感疏离，罗素转而认同过去，与彼得共同编辑出版了父母的书信日记集《安伯利家族文献》。他借此重申旧日美德的价值，称赞父亲当年反对教会强制宣誓、坚持思想完整性的立场在政党要求宣誓教义的今天更具意义。书中记述了其妹与母亲死于白喉的家庭悲剧。

此时罗素与彼得在电报村舍过着宁静生活，但旧友相继离世或疏远：奥托琳、斯特雷奇、凯恩斯先后去世，维特根斯坦等人早已疏远。韦布夫妇访苏后对苏联的热情造成隔阂，比阿特丽斯·韦布质疑罗素与彼得的老少婚姻，并察觉彼得的自卑情结——她出身平凡、无牛津学位，与朵拉的自信形成对比，这使她在社交场合胆怯，并因莱昂纳德·伍尔夫只请罗素签名而感到受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