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传》第二百四十六节

1934年10月，罗素为费边社作题为《对理性的背叛》的讲座，把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休谟的不可知论，认为否定客观真理观、承认各国各有其真理，最终会导致诉诸战争。

1934年10月，罗素为费边社作题为《对理性的背叛》的讲座，把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休谟的不可知论，认为否定客观真理观、承认各国各有其真理，最终会导致诉诸战争。评论者认为这种解释幼稚且脱离现实：《我的奋斗》并无明确真理观，希特勒的暴行也非源于排斥客观真理。他转而从德国民族自尊受损的角度分析纳粹心理，理由较充分，但又断言伦敦郊区中产阶级会欢迎法西斯主义，同样不合时宜。

同年1月，罗素发表《为什么我既非共产党人亦非法西斯主义者》，主张两者都漠视个人自由，应予排斥，以反驳“只能二选一”的看法。评论者指出，当时英国保守党支配政坛，共产党和法西斯党均无议席，此呼吁实属多余；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纳粹威胁下保住自由民主。而罗素在1934年却很少就此发表具体政见，反而连写礼节习俗的文章，年底仅以一句“德国若厌倦希特勒，欧洲便会和平”敷衍纳粹威胁。

评论者认为他与政治脱节主因是情感耗竭：法庭审理他与朵拉的离婚，彼得又心生悔意、移情他人，他几乎精神崩溃，赴加那利群岛度假。二人关系未完全修复，或因此他未能完成《对理性的背叛》。度假归来后他写了不需彼得协助的《科学与宗教》，重申科学破除基督教信仰，并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新的宗教，对思想自由的威胁超过1660年以来任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