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类纂》第十节

苏轼论史数则。其一论周平王东迁：太史公称周克商后居洛邑，苏轼则认为周的最大失策就是东迁洛邑。

苏轼论史数则。其一论周平王东迁：太史公称周克商后居洛邑，苏轼则认为周的最大失策就是东迁洛邑。武王、成王营建洛邑只是安置九鼎、拱卫王室，并无迁都之意。平王弃文武成康之基业而东迁，如同富民卖田宅，虽未立即亡国，却名存实亡。自古避寇迁都者多不复振，如魏惠王迁大梁、楚昭王迁鄀皆然；反之，楚国遭饥荒不迁而用贾之谋灭庸称霸，东晋苏峻之乱后王导力阻迁都而晋室得安。若平王守丰镐、修政事，齐晋不敢贰，秦亦无从称霸。

其二论鲁隐公：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说桓公年少，自己本打算让位并养老于菟裘。翚惧，反谮隐公于桓公而弑之。苏轼叹隐公之智不如途人，若先诛翚再让国，则仁智两全。并举骊姬之乱中里克、二世之乱中李斯为例：里克、李斯皆因畏祸而附逆，终不免于难。又举郑小同为司马师所鸩、王允之醉污免于王敦之祸，说明乱臣贼子如蝮蛇，其螫足以杀人，君子当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其三论范蠡：越灭吴后，范蠡知勾践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遂浮海去齐，并遗书劝大夫种速去。苏轼却认为范蠡也只是"鸟喙"之相：蠡退隐后耕于海滨，积散千金不已，是才高而道不足，心不能自放；不像鲁仲连退秦军后不受封金，终身不复见平原君，宁贫贱而肆志。故春秋以来进退全身者莫如蠡，而仍未达圣人之境。

其四论战国养士：春秋末至战国，诸侯卿相争养士，谋客侠徒不可胜数。苏轼认为国之有奸如鸟兽有猛鸷，去之不可，只能使之各安其处。智勇辩力四者为天民之秀杰，先王以富贵与之共之，使其不失职则民安。三代出于学，战国出于客，汉后出于郡县吏、九品中正、科举。六国以客养士故久存；秦始皇一天下后废客任法，散豪杰于田亩，遂速亡。汉代虽法令严而诸侯犹养客，正是惩秦之失。

其五论始皇与扶苏：始皇东巡道病，遣蒙毅祷山川，未还而崩。李斯、赵高矫诏杀扶苏、蒙恬、蒙毅，立胡亥，秦遂亡。苏轼认为始皇布置内外相形本极周密，唯遣蒙毅致隙。然根本之祸在用赵高。或问李斯何以不虑扶苏、蒙恬复请，苏轼答：秦自商鞅变法，以重刑立威，人臣以得死为幸，不敢复请。秦法之弊，荆轲之变时持兵者袖手可见。故以法毒天下者必反中其身，如汉武戾太子之事。此所以戒后世果于杀者。

其六论范增：汉用陈平间计，项羽疑范增，增怒而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轼认为增之去是善，只是恨其不早。但不当以劝杀沛公不听而去——那是人臣之分与君主之度。增当去之时，应在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