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不在我》第二十一节

检察官马奎斯认为，误判虽有司法体系纠正，但修补漏洞会使罪犯逍遥法外，他声称检察官只效忠事实真相。

检察官马奎斯认为，误判虽有司法体系纠正，但修补漏洞会使罪犯逍遥法外，他声称检察官只效忠事实真相。然而西北大学误判研究中心的罗布·沃登指出，即便是口碑良好的检察官也难逃认知失调，比如杰克·奥马利在无罪释放案面前反复追问，仍坚信自己是好人。本书作者将此概括为自我辩护：侦查人员从逮捕到宣判不断搜集支持自己判断的证据，忽视相反线索，一旦嫌疑人入狱便更确信自己正确，从而让无辜者长期蒙冤。

以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12岁女孩斯蒂芬尼·克罗遇害案为例，侦查小组认定凶手是熟人，遂将怀疑指向死者的哥哥迈克尔。警方在迈克尔发烧时连续审讯9小时，谎称掌握血迹和头发证据，又用未经科学验证的计算机语音分析施压，最终迈克尔供认，其朋友乔舒亚·德温、艾伦·豪斯尔也相继被长时间审讯并编造共同作案经过。开庭前，警方在流浪汉理查德·迪由特的毛衫上发现死者的血迹，检察官保罗·芬斯特虽放弃指控孩子，却仍相信他们有罪，未起诉理查德；追捕男孩的侦探克莱特和麦克当还自费出书，称理查德只是替罪羊。孩子们获释后，另一名侦查人员维琪·克洛克不顾同僚疏远和法官抱怨，写出300页报告，认定理查德才是凶手，并越过当地检察机关将证据送至加州检察官办公室。2004年5月，理查德被定罪，距其当初被排除嫌疑已过6年。

作者进一步分析，侦查人员往往先凭直觉猜测案情，再只采信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社会心理学实验证实陪审员也如此，且越早得出错误结论者越自信、越倾向极端判决。警察凭经验与训练迅速判断嫌疑人是好是坏，只追查会导致案件发生的线索，从而关上怀疑之门，甚至不对理查德做语音测试，理由是该仪器只对预设有罪者有效。刑警中尉拉尔夫·雷瑟在贝贝·李案中认定凶手必是男友布拉德利·佩奇，因而无视目击者证词；律师斯特本·德雷金指出警方只把家庭成员当切入点，却不追查其他可疑线索。在帕特里克·邓恩案中，警方采信职业罪犯的无根据说法，却忽略能证明其无罪的目击证词，辩护律师斯坦·西姆林告诉邓恩，警方认定的真相就是他有罪，只缺证据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