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边界》第三十三节

迪科夫创立危机公地，2010年海地地震后，他借助开放式街道地图发动全球网友补全太子港街道信息，地图很快变得详尽，成为救援机构的常用工具，世界银行还资助当地人学习GPS以补充信息。

迪科夫创立危机公地，2010年海地地震后，他借助开放式街道地图发动全球网友补全太子港街道信息，地图很快变得详尽，成为救援机构的常用工具，世界银行还资助当地人学习GPS以补充信息。他希望这种合作常态化，于是在美国国务院赞助下组织“科技营”，智利的参加者提出聚合选举监察数据的需求，材料交给“做好事的黑客”，最终在内罗毕的黑客日活动中诞生选举监察系统并在肯尼亚投入使用。

作者认为迪科夫的事例体现了领导力与决策：他围绕想法构建网络，让最了解问题的当地人和最了解技术的开发者共同决定项目分工，决策高效而有效；他的领导力来自组织活动、建立伙伴关系、把地面转变为网络的能力。

由此引出知识策略的变化：传统的自上而下决策中，信息每上一级就被削减一层，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只能依赖直觉；而维基百科的吉米·威尔士处理问题时更像大法官，援引公认准则来黏合网络而非行使权力。网络化决策有诸多优势：扩展规模更强（应对卡特里娜飓风这类事件需“超级网络”式的分布式决策）、依赖地方性知识时表现更好、能激励成员保持独特性、让地方知识得到应用（常用自治模块结构）、更能代表当地成员利益、弹性更强、且在商业环境日益复杂时比做“减法”的层级决策风险更小。层级组织的决策因此也会越来越多地带上网络化特征：决策时刻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在网络中产生和跳动，因为网络涵盖的知识远超任何单独领导者所能处理的范围，机构要作出明智决策，需要的也是一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