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第九节

本节通过比对《崇祯长编》所载官员名单与郑三俊、钱允鲸等人的参劾记录，辨析了崇祯二年京察中“南察”与“北察”的区别。

本节通过比对《崇祯长编》所载官员名单与郑三俊、钱允鲸等人的参劾记录，辨析了崇祯二年京察中“南察”与“北察”的区别。北察由吏部尚书王永光主持，侧重常规考察，被处分者后来入逆案者极少；南察由郑三俊等人主持，侧重参处“附逆”人员，所纠官员大部分被列入逆案，且罪名多为后来钦定逆案所沿用。作者认为，南北二察在处理魏党上的差异，与主持者王永光、郑三俊分别同魏党、东林的关系有关。

崇祯帝对东林的态度总体由扶持转向压制。在“贤奸之辩”中他虽偏向东林，却警惕其“植党”，此后采用“贤奸杂用”的平衡策略，使阁臣多用反东林者、言路多用东林人。作者分析其不彻底清算东林的原因在于根基未稳、党争根深蒂固，以及东林可为己所用。事例包括：东林内阁因刘鸿训私改敕书案遭创并两年瓦解；审理织造太监李实时为其减罪；在“枚卜案”中罢黜钱谦益而信任温体仁，温体仁执政八年专以禁锢东林为事。夏允彝等时人认为，东林对温体仁的过激弹劾反而加深了崇祯帝对群臣结党的疑忌，使其更偏袒温体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