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第八节

本节考察阮大铖指控东林党“通内”是否属实。明代中叶后宦官地位上升，外廷官员多需借助内廷，但交结内侍为法律和士大夫伦理所严禁。

本节考察阮大铖指控东林党“通内”是否属实。明代中叶后宦官地位上升，外廷官员多需借助内廷，但交结内侍为法律和士大夫伦理所严禁。东林党人与太监王安关系密切：汪文言在党争中奔走、杨涟在“移宫”事件中得王安内应、东林诸人复起亦赖王安举荐，东林对此讳莫如深。阮大铖上“合算疏”，将杨涟、左光斗串通王安与崔呈秀勾结魏忠贤并论，触犯东林忌讳，因而招祸。作者认为“贤奸之辩”实为东林与魏党争夺利益的角逐，双方均非纯粹的“正”“贤”。

此后倪元璐请求焚毁《三朝要典》，获崇祯帝准行，为东林复出扫清障碍。魏党成员则互相参劾、伪称“忤珰”以求自保，或转而向东林示好，同时朝中掌权的魏党余孽极力庇护同党。为推进惩治，崇祯帝采取三项措施：一是特下考选之令，起用新科道言官专事纠弹；二是重用阁臣刘鸿训，由其主持斥退杨维垣、阮大铖等大批魏党成员；三是于崇祯二年举行“己巳京察”，以南察（南京官员主持）为处理逆案的主要依据。南京吏部尚书郑三俊主张将“附逆”官员与京察分开，于计前另疏列名，但仍按京察考功法分别处分，折中了当时科道言官的两种意见，其开列的18人后全部列入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