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文集：宪法学说》第二十二章：2.君主制学说

本节论述君主制的正当性根据、其在宪法理论中的地位，以及近代宪法中国家总统对君主制要素的继承。

本节论述君主制的正当性根据、其在宪法理论中的地位，以及近代宪法中国家总统对君主制要素的继承。

君主制的政治原则是君主代表政治统一体，与民主制的“同一性”原则相对立。其正当理由可归为六种类型：一是宗教根据，君主“出自神恩”，被视为上帝的肖像与神的代理，中世纪国王甚至被赋予施行奇迹的超自然品质；二是父权根据，把家庭中的父权移用于国家，视国家为扩大的家庭，波舒哀与菲尔默是代表；三是家产君主制，君主作为最大地主掌握经济权力；四是封建君主制，国王是效忠扈从的首领；五是公务员君主制，君主居官僚系统之首；六是恺撒式君主制，君主是依托人民意志的独裁者，立足于民主原则。历史上具体君主制往往混合多种要素，如普鲁士兼有家产、封建、公务员与宗教要素。但王朝正当性与民主正当性相互冲突，无法调和，故把既有正当性的君主制改造成恺撒式的努力（如瑙曼的方案、法国大革命前的类似提议）都归于失败。19世纪后，真正的君主制观念退居次要，历史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辩护只涉及正当性或情感，君主沦为象征，代表国家的政治形式原则消失。

这些辩护理由在宪法理论上的意义有限。宗教与父权根据的核心概念是上帝与家庭，均属非政治概念：神学论证会导向世界君主制而取消国家与民族，家庭则缺乏公共性，二者都只是统治与权威的一般根据，而非独特的政治形式原则。18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根据则把君主当作首席公务员，无法推出世袭与正当性。19世纪的辩护把君主嵌入分权法治国，君主成为行政首脑，其价值在于超党派的中立权力与缓冲作用，可缓和党派冲突、维持国家连续性。但这类合目的性论证依赖王朝的长期延续，只适用于“旧”君主制，不适用于王朝中断后的“新君主”，也不能为复辟辩护——历史上斯图亚特、波旁等复辟均告失败，且复辟同样依赖外国干涉。仅凭历史经验无法为君主制提供确凿的原则根据。

近代宪法中，立宪君主制以分权原则抑制君主制原则：君主作为独立行政首脑代表政治统一体，议会作为第二个代表与之抗衡，但主权归属仍未决断。施塔尔区分了三种宪政：1791年法国宪法的激进宪政、含两院制与国王否决权的自由宪政，以及1850年普鲁士宪法那样的真正立宪君主制——君主仍掌握治理权。在比利时式议会君主制中，君主制原则被放弃，君主“统治但不治理”，政治领导权归于对议会负责的大臣，君主仅保留权威与中立权力的职能。共和制宪法则延续了这一安排：国家总统作为具有代表性质的独立行政首脑，与议会相互抗衡，成为“议会君主制下的共和君主”。1875年法国宪法律因顾虑路易·拿破仑政变而未采直接选举，但仍维持权力平衡构想。魏玛宪法进一步把总统制要素与议会制要素结合，总统由全民选举，拥有代表民国、任免官员、统率国防军、紧急状态、解散国会等权限，大体接管了皇帝的权力，使政治形式原则的各种要素被相对化为组织手段，形成国民法治国的混合宪法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