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文集：宪法学说》第十四章：基本权利

本章从历史与法理两方面界定“基本权利”。历史概述指出，基本权利宣言始于1776年北美各邦的独立宣言（以弗吉尼亚宣言为典范），1787年联邦宪法经修正案才纳入权利条款……

本章从历史与法理两方面界定“基本权利”。历史概述指出，基本权利宣言始于1776年北美各邦的独立宣言（以弗吉尼亚宣言为典范），1787年联邦宪法经修正案才纳入权利条款；其思想根源在于宗教自由带来的观念转变——宗教私人化使个体成为绝对价值的承担者，从而确立“个人自由领域原则上不受限制、国家权力原则上受限制”这一分配原则。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预设既有的国民概念，个人自由只是政治统一体内部的缓和因素；德国方面，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宣示基本权利后被联邦议会否定，1850年普鲁士宪法与1919年魏玛宪法逐步确立权利清单，1871年俾斯麦帝国宪法则未含权利宣言；1918年俄国宣言以废除私有制、限定工人农民享有政治权利为特征。

庄严宣示基本权利意味着一个民族确立政治统一体的基本原则，只有在通过重大政治行动建立新国家制度时才有此意义；魏玛宪法因系党团妥协、且在签署《凡尔赛和约》前未及颁布宣言，其宣示意义无法与美、法、俄先例相比，但第二编原则仍确立了德意志民国的立宪民主性质，且不能由普通法律或修宪程序废止。

在实质划分上，真正的基本权利是先于国家、以个人为主体的防御权（良心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私有财产等），属绝对权利，国家干预须依一般规范作为例外并可测度；发表意见的自由虽受“在一般法律的限制内”表述困扰，仍属基本权利，电影审查则显示自由主义分配原则的松动。公民权（法律面前平等、请愿、选举、担任公职）是政治身份权，仅适用于本国国民；工作权等国家给付请求权具社会主义性质，受组织配给的限制。制度保障（乡镇自治、禁止例外法院、婚姻家庭、星期日、公务员制度、大学科研自由等）存在于国家之内，与基本权利结构不同，即便附带主体权利也只是宪法律保障；团体、教会、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联邦成员邦的“基本权利”均不属此列。基本义务只是须依法律确定的宪法律义务。保障机制方面，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只有依据一般规范才能限制自由；真正的基本权利具宪法律效力，不能通过修宪废除，但可由普通法律在可测度范围内限制，托马所谓“宪法效力”与“法律效力”之分实多混淆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