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文集：宪法学说》第十二章：国民法治国的原则

本章论述近代国民法治国宪法的原则及其概念。所谓“近代”只是类型描述，不含价值判断。

本章论述近代国民法治国宪法的原则及其概念。所谓“近代”只是类型描述，不含价值判断。这种宪法符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理想，其核心是保护公民自由（人身、财产、契约、营业等），国家被视为受规范约束的机构；但法治国只是宪法的一个要素，国家始终包含政治要素，施塔尔、格奈斯特均强调法治国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方法而非目标本身。依康德的自由、平等、独立原则，近代宪法引出两项法治国原则：分配原则（个人自由先于国家、原则上不受限，国家权力原则上受限）与组织原则（国家权力由几个机构分享、互相约束）。二者分别体现为基本权利与权力分立，二者缺一即无宪法（1789年人权宣言第十六条）。北美诸邦宪法、法国历部宪法、法兰克福宪法等对此均有规定；即便未明文宣示，也属国民法治国宪法的实在法内容。魏玛宪法第二编承认基本权利，第一编的组织规定及民国与各邦按立法、行政、司法划分权限的做法预设了分权。

第二部分界定法治国概念。广义上，一切尊重现行客观法与主体权利的国家都是法治国，旧德意志帝国即属此类，其法治国性质反而是政治崩溃的表现。国民法治国则通过与强权国家、警察国、福利国家的对立获得含义，并有更具体的组织标准：一、行政须受法律保留与法律优越原则约束，侵犯个人自由须以法律为依据；二、国家一切活动纳入严格限定的权限，具有可测度性、可监督性，形成自足的法规系统，由此产生宪法即法规系统、系统自足、系统拥有主权等错觉；三、法官独立，并以司法监督行政。贝尔主张由普通民事法院管辖全部国家生活（司法国），施泰因、格奈斯特则主张专门的行政诉讼管辖权与自治，即由有产有教养的公民参与行政裁判。理想极致是国家生活的普遍司法形式，但其前提是有效的一般规范，缺乏规范时只能调解，而调解结果取决于权威；国家本质在于作出政治决断，故司法形式有其限度。

最后讨论政治司法：某些法律诉讼本身具有政治性，需设特别程序与特别法院。包括政治犯罪由最高法院或特别最高法院审理；对总统、部长的弹劾（魏玛宪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责任模糊、重叠，实际意义有限）；宪法诉讼本质是政治争端；法律合宪性由特别法院裁决，且起诉主体通常限于特定国家机关，法官审查权因此受限；政府行为排除法院复审；议会与总统选举由特别选举审查法院或国会审理。这些安排都是以组织特性削弱普遍司法形式，以顾及诉讼的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