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进化》第五十节

本节以济慈与哈姆雷特对美的不同看法引出当代科学之争，并借伯林“刺猬与狐狸”的比喻说明两种智力风格：刺猬追求单一的宏大视角，狐狸则追逐多样的具体经验。

本节以济慈与哈姆雷特对美的不同看法引出当代科学之争，并借伯林“刺猬与狐狸”的比喻说明两种智力风格：刺猬追求单一的宏大视角，狐狸则追逐多样的具体经验。据此，达尔文是狐狸，华莱士是刺猬。达尔文为解释自然界的多样性提出了谱系发生、性选择、生态学等一系列各有侧重的理论；华莱士则试图用单一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一切。这种冲突延续至今，作者主张达尔文的审美进化理论应重新归入进化生物学，各分支应关注多样性本身，而非死板概括适应性过程。

达尔文认为动物择偶时的审美评估是一种独立的进化动力，进化不仅关乎适者生存，也与个体的主观魅力和感官愉悦有关。随着感官评估的进化，出现了能以自身判断驱动进化的审美主体。作者指出道金斯“盲眼钟表匠”的比喻不完整，因为自然选择并非设计的唯一来源——生物进化出感官与认知机制后，便成为自己的设计师，审美配偶选择是一种既不同于也不隶属于自然选择的新模式。

作者进一步指出，进化生物学因忽视动物的主观审美而受阻：性科学为求客观而刻意回避性快感与性欲，将其排除在解释之外，导致反审美的性生物学理论不断产生，还造成动物比人类更理性的荒谬结论。此外，优生学的历史也与之相关。优生学曾得到众多遗传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的支持，并为种族主义、强制绝育乃至大屠杀提供伪科学依据；二战后虽被否定，但其错误逻辑已渗入当代进化生物学的知识结构。作者认为，20世纪初“适合度”被重新定义为基因相对成功率，模糊了自然选择与性选择的界限，使一切选择都被视为提升适应性，从而在逻辑上为优生学铺路；而这一框架恰恰排除了随意的审美配偶选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