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全3卷》第二百零九节

19世纪30年代末，新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与妹妹艾米丽·伊登前往西北访问锡克王宫，队伍排场浩大。

19世纪30年代末，新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与妹妹艾米丽·伊登前往西北访问锡克王宫，队伍排场浩大。身为艺术家的艾米丽沿途记录见闻，对异域风光既兴奋又感不适。途经坎普尔时，他们遭遇严重饥荒，艾米丽收养了一个濒死婴儿，却也目睹无数形如骷髅的灾民，虽总督每日施粥仍有人饿死。她对灾民的同情与对印度人“愚昧”的偏见并存，甚至为一只宠物鼯鼠之死悲痛。

19世纪40年代，英国西化派对饥荒反应不一：达尔豪西勋爵等人主张以公路、铁路、水利工程（如恒河运河）改良印度；另一派则认为饥荒是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必然代价，主张农民需养成如蚂蚁般勤勉的工作习惯。查尔斯·屈维廉将此信念用于爱尔兰大饥荒，认为灾祸是上帝对懒惰民族的惩罚，不应过度救济；《泰晤士报》更称饥荒是“伪装的赐福”。

马尔萨斯人口论将印度与爱尔兰并提，其弟子桑顿主张节育与移民减灾；自由派则抨击爱尔兰“在外地主”搜刮租金。密尔、坎贝尔等将两地问题类比，推动了格莱斯顿的土地改革。尽管许多政客受“天意”观念束缚，托利党领袖皮尔爵士却视饥荒为人祸，并于1846年借机呼吁废除《谷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