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重审》第五十二节

赵秉钧上书袁世凯，请求由中外知名法律人士组成调查委员会审理宋案，袁世凯随即指定伍廷芳与莫理循二人负责。

赵秉钧上书袁世凯，请求由中外知名法律人士组成调查委员会审理宋案，袁世凯随即指定伍廷芳与莫理循二人负责。莫理循认为此举恰恰说明赵秉钧无辜，但以有损国家尊严为由拒绝参与，伍廷芳与总统府亦表认可，委员会组建就此作罢。7月初，京师地方检察厅复函上海方面，称已派员查实赵秉钧与秘书程经世确实患病，并附诊断书与药方为证；不久二次革命爆发，赵、程赴沪候质一事不了了之。

《民权报》批评赵秉钧态度反复：证据公布前要求辞职赴沪对质，公布后通电自辩，传票到达后则拒不到案。作者指出这些表象背后是袁世凯在起作用：袁因担心赵辞职后将赴沪受审而一再挽留；赵的自辩“勘电”出自总统府秘书之手；赵5月11日拒绝出庭的通电经袁世凯亲笔改定，袁删去“大总统”属政府构成的表述及有关总统刑事责任的文字，以使自己不与宋案牵连。为抵制传票，袁世凯方面还制造“血光党”事件：学生周予儆自首称黄兴资助其组织暗杀机关，京师检察厅据此移请上海方面传唤黄兴，但黄复生登报否认，报纸揭露此系贿买诬陷，会审公廨因无原告无证据而未予传讯，诬栽计划落空。《民立报》评论则痛斥政府袒护赵、程、洪三人，致使民国法律扫地。

作者认为，舆论将政府袒护归因于洪、赵与袁的连带责任并不准确，事实是杀宋之意起自洪述祖，袁、赵与刺宋无直接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袁世凯既非主谋，为何故纵洪述祖、阻止赵秉钧自证清白？关键在于不能把“宋案”等同于“刺宋案”——宋案还包括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等情节。袁世凯担心洪述祖引渡、赵秉钧出庭会使他以不法手段对付政敌的内幕暴露于法庭。刺宋发生于临时总统终局、正式总统将出之际，国民党内激烈派主张在国会公布宋案证据以阻止袁世凯当选正式总统，孙中山亦表示将弹劾袁或在选举时排除袁世凯，并多方阻止五国银行团向袁政府借款。袁所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案情不被曝光，以及如何应对刺宋对其竞选正式总统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