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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 第七十八节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七十八节

本节论述近代中国为西方"格致之学"正名的第三种方式——"西学中源说",以及随之兴起的"公理合理主义"。

本节论述近代中国为西方"格致之学"正名的第三种方式——"西学中源说",以及随之兴起的"公理合理主义"。

陈炽是西学中源说的代表。他坚持中国圣道独一无二,但形而下的"器用"在秦汉之后失落了:汉代黄老、佛教传入使学问空虚化,宋代理学也陷入佛老的空寂而有体无用。他主张中国的器艺辗转传到泰西并在那里发扬光大,如《几何》、自鸣钟、火车、火炮等皆中国古已有之。因此中国重新接受西方格致之学,不过是让其回到发源地,中西交通的打开是天赐良机,拒绝反而是逆天。陈炽还预测,中西格致一末一本,终将由技术而通,走向天下一统;王韬也认为火轮舟车等器物是载道而行的桥梁,将引向大同。

随后论述"公理合理主义"。"公理"(又称"公例""大例")在近代取代了古代"天理"的地位,成为判断事物正当性的标准,它首先来源于格致之学,强调原理的普遍有效与方法的统一。严复主张公理须靠归纳(内籀)与演绎(外籀)的严格方法获得,并不断印证;谭嗣同区分可证的"公理"与不可求证的"自理";张鹤龄区分根本原理与自然律。严复的"学"概念指探赜索隐、确乎可证的普遍知识,使公理合理主义从器艺扩展到政治、社会等领域。梁启超把进化、自由、平等都奉为公理,但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各执一词,彼此冲突。公理合理主义的第二层意义是以公理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于是变法与革命、进步观都被各自宣称为合乎公理,这激起章太炎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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