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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 第五十九节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五十九节

胡适认为,中国并非没有格致学的方法,而是朱熹、清代考据学家等人只把这种方法用于伦理、文字和文献,从不亲近实物、探索自然。

胡适认为,中国并非没有格致学的方法,而是朱熹、清代考据学家等人只把这种方法用于伦理、文字和文献,从不亲近实物、探索自然。程颢“玩物丧志”之说使士大夫远离实物,程子更把“物”缩小到读书、论古、应事三项;清代朴学虽方法科学,仍困于故纸堆,未及即物穷理,这是近三百年中西学术分途的原因。严复进一步指出,科举制度塑造的学问观和价值观使国人不关心自然;问题的关键更在于西方为何率先完成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变。

近代知识人把科学界定为真理、真实、事实之学,传统学术则被视为虚学。徐寿以虚实区分中西格致;严复区分学与教、学与术,认为学求可知可验的是非真伪,主知立理,术主行求功,西方学术的命脉在于黜伪崇真,科学所明者为普遍公例。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主义者同样强调求真:胡适主张撇开成见只跟证据走;任鸿隽以“崇实”“贵确”概括真理特征;胡明复强调立真去伪;黄昌穀强调据事实求真理并求知求用。

他们批评传统学术追求的真理不是自然的真理,东西方学术的差别在于一在文字文献、一在自然事实上工作;也有人认为关键在方法而非取材,社会、人生同样可作科学研究对象。在知识论层面,有人区分已知未知与真假,李书华把科学分为事实、定律、理论三部分,认为定律说明事实关系,理论解释事实,科学所研究的是可选择推及的简单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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