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 第四十节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四十节
本节讨论梁启超的强权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张力及其晚年转向,并介绍杨度与战国策派的强权主义主张。
本节讨论梁启超的强权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张力及其晚年转向,并介绍杨度与战国策派的强权主义主张。
梁启超在救亡关头搁置理想,将现实需要的强权合理化,视国家主义为当下之需、世界主义为将来之选;但其强权逻辑本身无法通向他所向往的未来世界主义。一战的残酷与中国政局的混乱促使他晚年急转,重新关注互助论与创化论,反省西方文明,重新发现传统价值,提出兼顾国家与世界的“世界主义国家”。作者认为这一转变仍是其一贯的复兴民族国家这一理智过程的阶段,其思想的剧烈变化反映了时代冲突下的“苦斗”,并非列文森所说的仅是感情上的依恋,也并非绝望的。
杨度反对俾斯麦以军事为本位的铁血主义,提出“金铁主义”,即经济与军事并重的“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主张对内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对外强国、军事立国、巩固政权,以求在竞争世界中立于不败;这是一种守护性而非征服性的强权主义。其前提是简化的进化公理与“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的现实判断——国际关系仍是强权决定的野蛮状态,国际法不能保护弱国。
民国时期的“战国策派”(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从现实主义立场思考国际秩序。他们把战争奉为最高法则,视战争为目的与美德,主张全国投入战争、彻底消灭敌人,并从尼采思想中为战争寻找根据,认为战争能淘汰弱者、推动人类在质的方面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