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 第二十四节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二十四节
丁韪良认为公法由各国历代交往惯例、大宪判例和名士论理三者相参而成,以义理为准绳,这使万国公法获得正义性依据。
丁韪良认为公法由各国历代交往惯例、大宪判例和名士论理三者相参而成,以义理为准绳,这使万国公法获得正义性依据。当时"万国公法"也译"万国律例",恭亲王奏折、张斯桂序均用后者,但丁韪良倾向"公法",因其更具自然法情调。
19世纪前欧美国际法学以自然法为主导,惠顿的学说折中自然法与实在法,肯定实在法的自然法基础。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及吴尔玺《公法便览》、伯伦知理《公法会通》,都强调正义和良知对国际成文法的基础意义,认为公法本乎人性、普遍适用于各国。法律实定法也预设安定、秩序等共同价值。
晚清人士为论证万国公法的普适性,多从"情理"统一立论。唐才常引惠顿所引学者观点,说明公法是情与法的结合;郑观应称公法以理义为准绳、不越天理人情;陈炽以"理、公、常"界说公法;端方称公法出于天理自然;李鸿章坚信公法普遍有效。李鸿章与日本森有礼就条约效力的对话,典型体现了两种思维:李鸿章把条约、公法理想化为目的,森有礼则将其工具化、崇尚强权。李鸿章在伊犁交涉中也坚持先论曲直、遵循正义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