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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 第十六节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十六节

为解除英军对天津的威胁,桂良主张尽量满足英国修约要求,包括北京驻使等条款,并奏称此类条约不过是权宜之计,情势一变即可废除。

为解除英军对天津的威胁,桂良主张尽量满足英国修约要求,包括北京驻使等条款,并奏称此类条约不过是权宜之计,情势一变即可废除。咸丰帝对此深感忧虑,要求对驻京公使加以体制约束,甚至提出以实行零关税换取列强放弃已谈妥条款,但列强不允,最终攻陷北京,各项苛刻条款均被接受。

此时清廷上下对条约普遍无知,交涉官员甚至弄不清《南京条约》与《通商章程》的区别。清廷最在意公使驻京有损天子威仪,却未重视真正损害主权的条款: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列强在华驻军、协定关税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清廷仍以恩赐心态看待条约,指望一劳永逸解决争端。

修约战争后,开明人士的认识发生变化。一是认识到中国无法再孤立,主张派驻外使节、培养外交人才、学习国际法与外国文字,以在交往中维护权利。二是借国际法知识反省条约的不平等:冯桂芬主张对和约既要遵守又要据理力争;唐才常指出列强在华行为多违背国际法,其根源在于当政者无知。鸦片贸易是英国违法的典型,条约将其合法化后毒害中国。薛福成主张立法禁止国民吸食并课以重税,从国内需求入手禁绝;恭亲王也多次要求英国废除鸦片条款,但该贸易长期合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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