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七十四节
硬要用“现代化”,往往反而把现代性工具化,使现代化变得狭隘单向,形成“传统”拒绝现代化、“现代化”反叛传统的对立。
硬要用“现代化”,往往反而把现代性工具化,使现代化变得狭隘单向,形成“传统”拒绝现代化、“现代化”反叛传统的对立。
19世纪以来,近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中国意识”从内外关系的变化中演变而来。清帝国本身是一个以宗藩、朝贡为构架的帝国体系,自居天下共主;鸦片战争前,它坚持“天朝定制”下的一视同仁,把广州贸易视为对西方的恩惠,动辄以闭关相要挟,而英国则视此为不平等的单边制度。禁烟只是导火线,背后是两种帝国体系、两种世界秩序观乃至两种文明的冲突;战争一旦爆发,胜负由军事强弱决定。鸦片战争成为分界线,晚清从此丧失主导权,《南京条约》开启了不平等条约的接连强加。此后帝国在两个方向瓦解:内部主权被分割(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等),外部属国如琉球、越南、缅甸、朝鲜被纳入列强体系。与欧洲民族国家从统一帝国中分离出来不同,晚清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是丧失大一统秩序、在条约制度下反控制的过程。
面对旧秩序的变迁,晚清开明士大夫反思巨变性质,认识到不能再以华夷之辨解释中西关系,西方也有自身文明体系;称谓从“夷”“夷物”变为“泰西”“西学”即为例证,但官方文书长期坚持用“夷”字,此字的禁用是列强写入条约的。文野界限与中心—边缘界限的变化,既为接受西方新事物提供根据,也要求中国以平等一员身份参与国际关系,尽管统治者仍拒绝驻京使节等平等安排。
《万国公法》的引入构成重建内外秩序的重要框架,由恭亲王奕訢奏准、同文馆教官丁韪良主持翻译,成为晚清认识国际合法性的起点。“万国”“公法”的译名本身即是一种合理化,士大夫以春秋战国诸侯公法附会之,相信其普遍公正。但条约的权利义务极不对称,有违公法,人们据此揭露条约问题、寻求解决途径,也有人转而怀疑公法,主张强权即公理,把国际社会视为弱肉强食的角斗场——这虽能激发国民活力,却也取消了批判列强强权的基础。总体上,晚清人士相信万国公法的正义性,同时保留限度意识,把物质力量作为辅助手段,表现出公理与强权、德与力、理与势相统一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