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 第二十九节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二十九节
本节指出,万国公法不过是强者用来约束弱者的虚理,弱国无法凭它摆脱不平等处境,因此晚清人士把“自强”视为根本前提和最终目标:只有富强,才能真正享有国际权利、掌握和局主动权。
本节指出,万国公法不过是强者用来约束弱者的虚理,弱国无法凭它摆脱不平等处境,因此晚清人士把“自强”视为根本前提和最终目标:只有富强,才能真正享有国际权利、掌握和局主动权。《字林西报》主张与西方修好结盟以求相安,英国人美查认为这过于消极,主张交友的同时加强自身防务;王韬赞同美查,强调能守方能战、能战方能和,否则和局由人操纵。作者认为,“自强”是晚清人士押上的最大赌注,构成其他思维方式的前提,但当富强成为唯一目标时,反而难以实现。
随后以1918—1919年的两个事件说明国人思维方式的变化。德国战败、协约国胜利后,中国上下热烈庆祝,把胜利视为“公理战胜强权”,并期待由此摆脱不平等条约:徐世昌、钱能训作此宣称,蔡元培在北大演讲中以进化论的互助与强权两说解释战局,预言世界将归于公理与互助;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肯定威尔逊十四条;北京民众还把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为“公理战胜碑”迁入中央公园。然而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国人深感被愚弄,由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五四运动,对列强和国内亲日派提出双重抗议,对以公道平等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期待随之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