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 第六十三节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六十三节
本节讨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公理”的意识与期待,主要观点如下:首先,归纳得到的“公理”是建立在有限事例上的概然性命题,认知领域只问真假是非,不涉善恶功利,事实与价值互不相干。
本节讨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公理”的意识与期待,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归纳得到的“公理”是建立在有限事例上的概然性命题,认知领域只问真假是非,不涉善恶功利,事实与价值互不相干。近代知识分子则抱有强烈的知识统一理想,认为自然与社会现象齐一,可用同一套“公理”处理,并把“公理”当作涵盖一切学科的实证性知识符号,等同于五四后“科学”的地位。
其次,他们不满足于“公理”的真理尺度,更看重其作为普遍规范的实践功能。受西方近代化由科学推动这一观察的影响,他们相信“公理”是改变中国落后的力量源泉。但知识须经技术应用或社会认同才能化为现实力量:严复区分“学”(主知)与“术”(主行),革命派主张以革命行动伸张“公理”、对抗“强权”,梁启超甚至认为在不平等竞争中“强权”可转化为“公理”;另一些人则盲目乐观,以为“公理”本身足以战胜强权,民国初年流行“公理战胜强权”之说,李大钊等人在互助论影响下相信进化将由竞争转向互助。
最后,“公理”还为一切观念与社会变革提供合法性论证:提倡科学、进化、自由、民主,因其合乎“公理”;斥拒三纲等传统观念,因其不合“公理”,故可径行抛弃。